俄罗斯试管成功率高吗？-俄罗斯真实DY经验谈

2019年7月的一个晚上,北京天德海外工作人员接到一位女性客户(以下称为苏女士)的求子咨询电话,苏女士37岁,想通过我们的试管加代孕服务,要第二个孩子。苏女士是西南地区某医院主任医师,多次承担援藏任务,本次是刚从西藏回来,由于白天工作很忙,只有晚上,才能静下心来,给我们打电话。

作为国有大医院的主任医师,对于国内的中介有天然的警惕和不信任,之前也从来没有打过类似的咨询电话。之所以找到我们并电话咨询,是苏女士辗转多人,听说一位女性在条件非常差的情况下,在天德海外自精自卵得到了自己的孩子。我们笑呵呵的告诉苏女士,我们是莫斯科注册和运营的代孕公司——安娜喜孕,不是中介。

电话中得知,苏女士和丈夫都是各自单位的骨干,平时工作都非常忙。而苏女士,半辈子给人家看病,从来不收病人红包,但也没有时间没有钱。但当苏女士需要求子的帮助时,却感到了彻底的无助和失望。

苏女士和丈夫聚少离多,36岁时才怀上了孩子,但第一次产检的时候就发现肾小球有轻微出血。苏女士询问生殖医生该怎么办?生殖医生说有风险,但说不准,让苏女士自己拿主意。和丈夫商量良久,还是决定无论如何也要生下这个孩子,毕竟,这次的怀孕实在是太难得了。如果打掉,恐怕再也不可能有孩子了。

随着胎儿的成长,苏女士身体压力越来越大,胎龄六个月时,已经经常性的感到疲惫了。生殖医生仍然说有风险,但风险程度不好判断,还是需要自己做决定!苏女士和丈夫商量后决定用各种医学手段保胎!

孩子出生后,马上被发现存在先天性大脑缺氧加支气管狭窄,而苏女士,从产房直接推到肾内科做肾脏透析!电话中说到此处,苏女士已经语带抽泣,说她必须要第二个孩子,这样,等他们夫妻离开这个世界后,小的孩子可以照顾大的孩子。泪奔!

接受苏女士的委托后,遇到的第一个障碍就是苏女士的卵巢囊肿,国内医院为了避免风险,基本都要求切除囊肿后再促排。但K+31医院(俄罗斯涉及辅助生殖的二家医院之一,K+31拥有三十多个科室,和依赖政府补贴的MD集团不同,K+31的主要就诊群体是独联体的精英阶层及欧美人士,天德海外为K+31唯一授权的中华区服务机构)认为,切除囊肿固然会使促排过程安全许多,但是,女性的生育希望也会因为手术等种种原因下降一半。于是,K+31本着对患者负责的精神,做出这样一个决定,如果囊肿是良性的,则采取带囊促排的办法,虽然这种办法十分考验医生的经验、技术和耐心,但是俄方的医生们为了患者愿意这样做!经过多次报告的确认,K+31认为,苏女士的卵巢囊肿是良性的,可以带囊促排!绿灯通过!

下一个考验接踵而至,就是苏女士的肾脏功能问题,由于促排是短时间内大量给以激素和营养的过程,孱弱的肾功能如果无法正常排解,可能对身体造成严重影响。在K+31医院的要求下,苏女士三次补充提交关于肾功能和透析用药过程的报告,最终,K+31鉴于苏女士的肾功能太差,拒绝接诊!

天德海外莫斯科负责人,莫斯科大冷总将苏女士的病历资料转到了库拉科夫医院(俄罗斯1986年第一例试管婴儿出生医院,亦是俄罗斯联邦辅助生殖研究院,拥有50多个科室,是独联体国家生殖及妇婴领域的巨无霸。天德海外是库拉科夫联邦妇产医学中心唯一正式授权的大中华区服务机构),但是,库拉科夫医生看了苏女士的报告,亦表示这种情况下无法为苏女士做试管!

当我们告知苏女士的时候,苏女士几乎崩溃,请莫斯科大冷总再想想办法。无奈之下,莫斯科大冷总拜会库拉科夫总院院长,俄罗斯功勋科学家苏希贺院士。

苏希贺院士指示库拉科夫生殖分院,接受苏女士的求诊,要求生殖分院对该苏女士的促排更为精细,严格控制药量,每天监控苏女士的身体变化,并派出知名医生全程负责,如下:

医学博士,男科和泌尿外科主任。曾在俄罗斯和国外出版物中发表过180余篇科学论文。从2002年到2011年,他参加了35场国际科学大会(奥地利,德国,西班牙,荷兰,法国,希腊,丹麦,英国,葡萄牙,意大利),并作了演讲。

在天德海外的安排下,苏女士住进了库拉科夫院内招待所,让她感到好奇的是,她房间的前后左右没有一个病人,都是独联体各个国家的医生。(注:库拉科夫是俄联邦辅助生殖培训和考试中心,是三个生殖学学士学位的考试和颁证机构)。

经过医生的精心促排及养囊下,最终,一枚囊胚通过了NGS筛查(注:23对染色体全筛查的三代试管)!

相对于我们的开心,苏女士却有些失望,说,“你们说医院多么好,医生多么好,这才一枚啊!”。当时我很不高兴,但忍住没有发言。当时,我很想在天德服务群里面说;“您的情况您应该很清楚啊,医院都不接诊的!这不是一枚受精卵,这是经过囊胚培养,经过活检、经过NGS筛查的囊胚啊!医学可以帮助我们,但医学不是神话!身为医生,您不知道吗?”

事实上,这仅仅一枚过筛的囊胚,也几乎可以称为“神话”,首先,苏女士本身年龄偏大,加之她自己肾脏功能有问题,长期用药严重影响了卵子的质量,能够经过促排得到一枚囊胚,已经是不幸中的万幸。

虽然我们获得了来自天外的好运气,但只有一枚囊胚的现实对对我们了构成了极大压力和心理负担,为了这个给这个囊胚找个优良舒适的“家”,天德海外在莫斯科坚持自营代孕公司,不惜代价聘请筛选优秀代妈,不敢俭省分毫,使得单次移植成功率达到了70%!但是,70%不是100%,移植与着床之间存在太多不可测因素,我们只能称之为“运气”吧!

精心筛选的代孕妈妈顺利通过了在库拉科夫医院的初检,但,一个月后的复检出了状况,大冷总带着代妈候诊时,库拉科夫的律师偶然经过,看到大冷总是中国人,问了护士情况后,把代妈叫进了律师办公室。

律师对我们代妈说,中国人的囊胚有问题的很多,代孕过程风险大。而,俄罗斯本国有大量需要代孕帮助的家庭,希望代妈能去帮助需要帮助的俄罗斯家庭,如果想多些收入,也可以帮助欧美人,都比给中国人代孕风险小,希望代妈认真考虑。

代妈从律师办公室出来后,神色大变!大冷总去见库拉科夫辅助生殖院院长塔吉安娜,请其介入。但院长说,辅助生殖院和法务部门是二个部门,她无权对法务部的人说什么,继续计划中的移植即可。但,代妈的情绪已经很不稳定,律师的忠告让代妈感到担忧和害怕。

平心而论,库拉科夫律师所说所说的中国人的囊胚有问题的多的确是事实。不同于俄罗斯人及欧美人的及早打算,在中国,远赴莫斯科求子的父母基本都是在国内N次失败后才把莫斯科当作最后的救命稻草的,不但年纪偏大,而且精卵质量都很差,直接导致了囊胚的质量差,我们自精自卵的客户孩子多次出现早产就是明证。作为俄罗斯人,这位律师应该认为他的行为是很正义的,那就是向本国妇女提示风险,不要被外国人蒙骗。(在人家的眼里,我们是外国人)。

这时,我们很担心了,既担心代妈转身离去,不再为我们代孕(此时距离这位代妈在当地做身体检查已近半年,不仅仅是身体检查及调理费用,期间招聘、探访、差旅、代妈一家人在莫斯科二个多月的租房及生活费支出已经很多了),而,苏女士在国内一直焦急地催促移植;另一方面,我们也担心代妈虽然勉强留下,但是情绪波动会影响受孕。

莫斯科大冷总几经权衡,最终决定把这唯一一枚宝贵的囊胚通过液氮罐转移到K+31医院移植,请K+31医院的医生向代妈解释这对生物学父母身体已经完全经过检查,没有传染病问题,而且,囊胚也是通过了最严格的23对染色体筛查,是优良的囊胚。经过和K+31医院医生的几次谈话,代妈的情绪逐步稳定下来,经过缜密安排,最终这唯一的一枚囊胚一次着床成功!

所有这一切,我们都没有告诉客户,天德服务群罕见的出现了告诉客户已经移植,但没有移植照片、没有移植报告的情况。我们之所以没有告诉客户,因为告诉客户,徒增客户的焦虑而于事无补——虽然这位苏女士本人是医生,但是隔行如隔山,就像数学老师无法指导学生写作文一样——很多时候,客户的意见未必正确,反而可能不利于项目进程。

我们深知,这是苏女士最后的一次自卵的希望,幸好老天爷帮助,获得了成功!但是对我们来说,天德海外和二个医院都是按照疗程结算的,通过液氮罐将囊胚运到K+31单独做移植,我们都不知道该怎么和二座医院结算。但有一点是毋庸置疑的,那就是胚胎转运和异院移植必然产生新的费用,而莫斯科在事前并没有和苏女士沟通,此部分费用只能等孩子出生后再和客户沟通了。

虽然,收款有风险,我们的付出未必有回报,但是我们认为是值得的,能帮助国内国内多次援藏的白衣天使,是我们的责任和荣耀。